煩躁

Poulton-Le-Fylde
Originally uploaded by Wanchen Tai

最近很煩躁，連文章的開頭都不知道怎麼寫了。

不知怎麼地，這一兩個月來，夜晚多夢，說話大聲浮躁，心頭沈沈地，做事雜亂沒原則，為人失去了禮節，連自己都開始厭煩自己。
哪裡出了問題？
天氣嗎？還是是因為這個生命軌道開始轉彎的時候？

整體上來說，我的情況應該是“人在福中不知福“這句俗諺的最佳範例。比起很多人來說，我生命中的很多事都按部就班地到來，有寵愛我、支持我的親人朋友，衣食無慮，只要在適切的時間做該做的事就好了。我只要作好自己想做的事，物質上的憂慮通常很少需要考量。

可是，最近就是焦慮，行為處事一點耐心都沒有。

昨天，在停車場的時候，我徒步走到繳費處繳單。繳費口有人排隊，有車子等著。我沒理會排隊的車子，逕自地走向收費口。當時，我心裡固執地想，這些駕駛應該下車來完成手續才是。等繳費完畢，再度回頭走的時候，車子這才緩緩移動至收費口，另外有個年輕人在車子後方“排隊“。

原來，我插隊了阿！

我覺得自己真是自大無禮。我所認為對的事其實是“自以為是“的反射。
這似乎是一樁小事，不過自從年前我回來之後，大大小小諸如此類的事件層出不窮。每次，都讓我難過自責好一段時間。

沒有耐性，我想。
煩躁的情緒是不想等待。這段待家裡的日子，別人認得的休息卻是我汲汲營營的靈魂無法停下來享受的。還要等多久？我總是沒耐心地想。我想要快快開始走上生活的軌道，休息讓我的精神和情緒耗弱。

因為煩躁，所以沒辦法給別人時間和空間，可是自己卻在我錙銖必較所省下來的時間裡懺悔和自責。

我跟母親抱怨這樣那樣的不快，件件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。母親說，怎麼不順眼的事這麼多，那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呢？

昨天又因為心煩，隨手翻了靜思語。

“一顆石頭就絆到腳，一根小刺就扎到心，面對事情，必然無法承受。“

“個性率直，不能當作言行沒分寸的護身符。“

最近的日子裡，我到底給自己找了多少的小石子和小刺來折磨自己啊！

有多少事，我覺得自己仗義執言，覺得自己實話實說，卻忘了體諒別人的處境，正視自己的過失呢？


這張照片是2006年快秋天的時候，我在英國湖區旅遊的照片。
在前往湖區的區間火車上，我睡著了，錯過了該下車換車的車站。醒來後，好心的票務小姐讓我在下一站下車，告訴我下一班回程車的資訊。
因為這個錯過，我得在一個鄉下的小站等一個小時左右。
那時，我拍下小站裡的時鐘，記錄這個這個花在等待的這段時間。
時鐘還是按部就班的走，不理會我這焦急的凡人。

等。因為什麼只能等下一班火車來。
等。只不過是讓旅程停下來，慢一點再重新啟動，繼續接下來的路。
等，時間繼續優雅地前進。

我們永遠沒法子走的比時間快的時候，當我們趕不上腳步時，就等待吧。

等，重新調整步伐。

離家出走

最近常常有這個想法，離家出走。

以前，我總是對蹺家這件事不了解。我不懂為什麼有人會不願意回家，寧願流浪在外，即使是餐風露宿，或是無所事事，怎樣都好。流浪總比回家好。

我不了解。現在因為一些事，才知道，原來離家出走也可能不單單是一項被迫的選擇，它也可以是一種欲望。

就像現在寫這篇文章一樣，有些事不想說白，可是不想說白就表示情緒無法得到安撫。但是這個“不想”其實某程度上是“不能”說，或是“不該”。說了只不過是抱怨罷了，不說的話，事情就還有反省和轉圜的機會。
但是在“不能說”和“沒事了”之間這段調適期中，離家出走就成了一個解決的方式。

“有用的人”

上個星期信箱裡出現了一封轉寄的郵件,是關於一位病危的小朋友需要器官移植的消息。病來的很急，小朋友的父母親慌了手腳。因為器官捐贈的事是需要天時、地利、人合的，父母親只能儘量散播消息，希望能有轉機出現。

生命是捉摸不定的，也是無奈的，尤其在人力已經沒有辦法扭轉生命軌道的時候。我相信這對年輕的父母當時一定深陷無助的泥淖。這個星期看了新聞才了得知，小朋友已經不敵病魔離開這個世界。

無助是多麼可怕的事啊！親人、朋友、情人身上的一點點小小病痛就足以讓我掛心好長一段時間，更何況是生死的關頭。

那封求助的轉寄信中有一段文字一直困擾著我，讓我一直想著“無助”這件事。那位父親在信的結尾寫到他是個某大品牌的工程師，妻子是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。他接著寫到，他們倆個都是社會上有用的人，希望大家能夠幫幫他們的忙。

死亡已經很沈痛了，我不想苛責這對年輕的父母。可是，這樣一個“我們是社會上有用的人，請讓我們活下去”的觀念是多麼可怕啊！一方面來說，生和死的界限被用所謂的有用無用論所劃分了，社會也被分成兩種有用和無用的群體。我一直在想，為何寫信的人需要說明自己的職業？職業的種類，並不會改變我們對這對無助“父母”的關心，職業的種類也不會改變父母關心子女的天性。也許是我多心了，但是我在讀信的同時，我深深地感覺到悲哀：職業的種類把社會劃分成有用的和無用的人。

還是，其實職業的種類真的會影響社會大眾對這對父母所提供的協助？這位寫信的父親真的這樣想嗎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教育和人性教育是需要被重新檢視的。

或者，我該從傷痛的角度來看這件事。“我們是社會上有用的人，請讓我們活下去”是對生命無奈和無助的表達。當人為的醫學和科技沒辦法逆轉消逝中的生命時，宿命論就這樣出現了。好人為什麼沒能得到正義的對待？為什麼好人沒有好報？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們把活下去的權利和一個人的道德化上了等號，把人的“好”和“壞”和對於生命的選擇權放在同天平上秤量。什麼是好？什麼是壞？這指的是什麼方面的好和什麼方面的壞呢？

這也許是人性最深、最可怕的怨言。這也許也是人在無助環境裡最真實的情感：在最無助的時候，社會的階級就要再一次被重劃。社會的階級被轉化成道德的階級，道德的階級又再度被轉喻成生命的階級。

無助的時候，自我和別人就必須被切割。可怕的事是，原來人性最底層的感覺是這樣殘酷的。

我們有沒有辦法逃脫宿命和階級的邏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