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

離家出走



最近常常有這個想法,離家出走。

以前,我總是對蹺家這件事不了解。我不懂為什麼有人會不願意回家,寧願流浪在外,即使是餐風露宿,或是無所事事,怎樣都好。流浪總比回家好。

我不了解。現在因為一些事,才知道,原來離家出走也可能不單單是一項被迫的選擇,它也可以是一種欲望。

就像現在寫這篇文章一樣,有些事不想說白,可是不想說白就表示情緒無法得到安撫。但是這個“不想”其實某程度上是“不能”說,或是“不該”。說了只不過是抱怨罷了,不說的話,事情就還有反省和轉圜的機會。
但是在“不能說”和“沒事了”之間這段調適期中,離家出走就成了一個解決的方式。

2008年1月19日 星期六

“有用的人”


上個星期信箱裡出現了一封轉寄的郵件,是關於一位病危的小朋友需要器官移植的消息。病來的很急,小朋友的父母親慌了手腳。因為器官捐贈的事是需要天時、地利、人合的,父母親只能儘量散播消息,希望能有轉機出現。

生命是捉摸不定的,也是無奈的,尤其在人力已經沒有辦法扭轉生命軌道的時候。我相信這對年輕的父母當時一定深陷無助的泥淖。這個星期看了新聞才了得知,小朋友已經不敵病魔離開這個世界。

無助是多麼可怕的事啊!親人、朋友、情人身上的一點點小小病痛就足以讓我掛心好長一段時間,更何況是生死的關頭。

那封求助的轉寄信中有一段文字一直困擾著我,讓我一直想著“無助”這件事。那位父親在信的結尾寫到他是個某大品牌的工程師,妻子是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。他接著寫到,他們倆個都是社會上有用的人,希望大家能夠幫幫他們的忙。

死亡已經很沈痛了,我不想苛責這對年輕的父母。可是,這樣一個“我們是社會上有用的人,請讓我們活下去”的觀念是多麼可怕啊!一方面來說,生和死的界限被用所謂的有用無用論所劃分了,社會也被分成兩種有用和無用的群體。我一直在想,為何寫信的人需要說明自己的職業?職業的種類,並不會改變我們對這對無助“父母”的關心,職業的種類也不會改變父母關心子女的天性。也許是我多心了,但是我在讀信的同時,我深深地感覺到悲哀:職業的種類把社會劃分成有用的和無用的人。

還是,其實職業的種類真的會影響社會大眾對這對父母所提供的協助?這位寫信的父親真的這樣想嗎?如果真是如此,那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教育和人性教育是需要被重新檢視的。

或者,我該從傷痛的角度來看這件事。“我們是社會上有用的人,請讓我們活下去”是對生命無奈和無助的表達。當人為的醫學和科技沒辦法逆轉消逝中的生命時,宿命論就這樣出現了。好人為什麼沒能得到正義的對待?為什麼好人沒有好報?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,我們把活下去的權利和一個人的道德化上了等號,把人的“好”和“壞”和對於生命的選擇權放在同天平上秤量。什麼是好?什麼是壞?這指的是什麼方面的好和什麼方面的壞呢?

這也許是人性最深、最可怕的怨言。這也許也是人在無助環境裡最真實的情感:在最無助的時候,社會的階級就要再一次被重劃。社會的階級被轉化成道德的階級,道德的階級又再度被轉喻成生命的階級。

無助的時候,自我和別人就必須被切割。可怕的事是,原來人性最底層的感覺是這樣殘酷的。

我們有沒有辦法逃脫宿命和階級的邏輯?